在采访李济宇(见图)前，我曾和他有过两次接触，当时他对人才培养的见解和对如今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李目光犀利，思路清晰且擅言。1973年出生的李济宇在2000年自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在新华医院做了4年多的普外科医生，2005年他开始做科研管理，如今为新华医院的科研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在2006年和2010年先后得到启明星计划和启明星跟踪的支持。

 

　　这次我采访李济宇，除了想对他的成长经历有所介绍外，还很想听听他对临床与科研的看法。如今如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三级甲等医院，医护人员承受的医疗任务之重是全世界仅见的，而在诸多压力中有一重就是广大中青年临床医生职业晋升面临的科研关的压力。现今国内各大医院都突出了科研导向，职业评价、职称晋升都要求医生有好的科研，很多临床医生都有困惑，既要开好刀、做好临床医生，又要惦记着养细胞、报项目、发文章，实在是不堪负担，在笔者采访过的启明星中就有这方面的呼吁。以李济宇做过临床医生和现在科研管理的背景，他对此会有怎样的见解，这也成了上周我和李见面交谈的主要内容之一。

 

　　李济宇，1973年出生湖南省新邵县，父母都是大学教师，父亲在大学从事工科教学，学音乐的母亲则从事音乐教学，李有两个姐姐。1990年李济宇考进衡阳医学院。大学期间，李济宇的学习成绩和社交能力都非常突出，大学四年中他有七个学期的成绩年级第一，先后被评为省三好学生、市优秀学生干部、区人大代表。毕业时，学校对这样的优秀生当然是竭力留住保研，但是想法坚定的李目标很明确，既然选择了学医就要到前沿去闯。当时他的首选是上海医科大学，为了备考，他能把整本病生教科书背下来。最终他如愿考入上医大硕博连读。

 

　　2000年博士毕业后，李济宇就到了新华医院普外科，2005年开始做医院的科研管理工作。

 

　　由于我先前就存有一些关于如何看待医院临床与科研关系方面的疑问，所以在访问中就问李济宇，如普外科这样的临床科室的博士研究生其职业方向到底是以临床为主，还是以科研为主？李济宇说，一般在读研前就已明确自己是以哪个方向为主，因为不同的方向对课程和实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李说他研究生期间就明确是科研型的，所以读研期间就做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虽是科研型，但李说他喜欢动手，读研期间就在科研之余积极参加临床工作，到了新华医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

 

　　讨论到临床与科研的话题，做过几年管理、对临床与科研的关系有较深感受的李济宇说他感觉临床与科研现在被许多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现实中，确实有不少医生刀开的很好，但没有文章，但同时也确实存在文章不少，但是临床经验欠缺的现象。“其实，医学科研绝对离不开医疗实践，因为你要研究的问题来源于临床，验证也源于临床，否则纯为发文章是没有意义的。而在发达国家，研究与临床的关系很少有争议，国外大医院在奠基一幢临床大楼时往往会同步建造一幢研究大楼。”

 

　　李济宇介绍，1998年之前卫生部、卫生局等部门尚有临床医学专项类的支持临床研究的项目，98年后就渐渐式微了。他认为这可能与国际上在1995年后出现了对包括P53等一批功能强、作用诱人的小分子的研究热有关，这类明星分子的出现把人们的关注点引向微观、引向基因、引向小RNA，这样一路走来，使得从微观去发现问题成了近年以来国际生物医学研究的主流。“当然这种科研思路解决了大量医学疑难问题，但也导致了大家去买细胞、买抗体，造成了医生对于科研的定义，习惯性地微观化。结果，白天要开刀，晚上要去想分子、想细胞，两个频道很难调谐好。”

 

　　李济宇不久前刚从美国短期交流回国，我问起国外医院是如何处理临床与科研关系的，李说，据他所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临床和科研并未发生矛盾，原因在于在他们那里，这两者的评价体系是分开的，一个在两者其中之一很投入的人，可以分别得到恰当的评价，“在国外临床做了多年还是住院医生、主治医生的多的是，有些临床医生到了70岁仍然是副教授，但他也很坦然，因为他的成就就是体现在手术质量。”不过，据李所知，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同时关注临床科研两方面的。

 

　　访谈中，李济宇多次强调要做有临床需求的科研，对目前的一些规定和要求，他认为如果不加以调整，可能会有误导之嫌，譬如现在医院升副高就要有博士学位，有一年海外经历，还有一个局级科研课题，升正高则要有SCI文章，要有市级以上课题，有些外地医院甚至还要苛刻等做法。

 

　　作为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科研部主任，李济宇坦言，尽管有弊端，但他是赞同临床医生要做科研的，“我个人觉得临床强的人补科研相对容易。”李济宇本人或许是一个临床和科研结合较好的案例。博士毕业后在做临床医生期间，李济宇就承担了胆道肿瘤综合治疗和肝移植免疫耐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主持了包括国家863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市科委医学重点项目、市科委人才培养计划和市教委基金项目等课题共10项；近五年来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SCI收录10篇，EI收录1篇；在胆道肿瘤治疗方面的研究先后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上海医学科技二等奖（均为第二完成人）。

 

　　李济宇认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蒸蒸日上的三甲医院一定是注重科研的，国内外都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例证，反之则没有。这方面之所以会出现不少误解，李济宇认为，问题很可能出在我们忽视了临床研究的本意，临床科研是以解决临床中出现的医学问题为主的科研，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医学科研，可能正是没有搞清这两者的本质差异，致使我们现有的医学研究领域很大部分仍然集中在所谓的医学基础研究方面，和临床的结合度不高，这可能是造成我们现在临床、科研割裂，甚至引起医生间误解的原因。而美国一些私立医院明确，他们的科研就是解决临床上出现的问题，如药物的疗效、新药的疗效、评价，包括医疗器械等这些研究。

 

　　李济宇告诉我，上述问题卫生决策部门应该都清楚的，所以从2006年起卫生部又恢复了临床医学专项，包括国家重大专项也关注到艾滋病、肝炎等与临床相关疾病（如2008年开始招标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的医学领域都是针对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或者重要致死类疾病的诊疗如何规范等课题）的原因。“实际上，这可能也与国际上这些年来系统生物学开始热门的大背景相关，因为人们发现，即使把人类基因组、基因、细胞的东西搞清楚了，但到了某个人身上是否有效果，也是很难确定的。”“临床中会提出许多科研问题，绝不是仅仅养养细胞、做点基因就能回答的，培养细胞只是工具。当然如临床上发现的问题涉及到细胞、基因，那还是要从细胞上找原因。这样各类医生就都有活路了。”

 

　　以上我记下了上海一位大医院的科研部主任对临床与科研关系的看法。我知道，对此类问题许多人会有不同看法，这方面的意见和争论也会一直存在，但希望一位有着临床、科研和管理背景的一线医生的观点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希望这篇采访能帮助对此有兴趣的人们能多一重视角来看这个话题，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希望越来越强大的医学科技能更多地造福广大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