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维塞乌(Ana Viseu)撰文称，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理解并参与涉及公众事务的问题，社会科学家起到的完整、协作的作用必须得到承认
资助者和科研机构越来越优先考虑有关跨学科领域的挑战和机遇研究。决策者们和科学界的权威，包括《自然》期刊在内，也已经警告过，在科研和公众需求与关注之间的脱节令人担忧。有人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社会科学家加入公共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这样应该会出现“更好的”科学。
我的经历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在现有的模式中，学科整合受到青睐，人们认为社会科学在项目中为“社会”开创了一个位置。人们期待将研究的利益最大化，同时降低负面影响力和公众的争议。换句话说，与其说我们是有着自己权利的科学家，不如说就是沉默的伙伴，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科学。学科整合并没有模糊学科界限和劳动分工，反而使它们更具体化。因此，社会科学家们问的问题和我们所有的贡献都变得无声无息，或者干脆隐身，因为我们在“正规”科学的外围。
当我和纳米技术领域的科学家们并肩工作时，我天真地认为作为民族学学者，我的知识一定会有用武之地。我做好准备学习实验室文化，了解更广泛科学社会中的互动协作。我自以为这会有用，因为总是听到纳米技术的专家们说他们如何希望参与并讨论工作中的风险和收益。
相反，其他的科学家们似乎认为我的工作只是管理关于潜在风险和结果的小小列表，所以，如果有研究人员按照我的指令并在标记框打钩，我会感谢他们的“社会和伦理”，他们就可以自由地继续他们的工作。我常常（错误地）被他人介绍为一个伦理学家，有望发现解决社会和伦理问题的最基本、现实可行的方法。这不是我能做的事，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更糟糕的是，我想和那些做技术的同事搞好关系，例如，穿上净室的工作服，学习如何使用设备，这些行为在实验室的年度报告里被说成了“拓展”。我被大家认可的贡献不是专业知识，而是愿意接受以适当的方式思考纳米技术。
尽管我的经历让我对学科整合表示怀疑，但我不会放弃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有效的合作。有些方面很容易进行：合作项目应该包括社会科学家的团队，而不是一两个个人；这些团队应该给予财务和操作上的自主权，来明确并实施他们的行为。
在计划学科整合时，应该重新评估社会科学家们所说项目的“关系结构”，它决定谁为研究买单，谁有权力决定做什么，怎么做，可以说什么。
社会科学要想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必须重新认识基金结构。理想的情况是，不需要整合或者依附于某个研究主题，我们能看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独立基金不断增加。但这似乎没有可能。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必须力争项目基金结构，为社会科学筹措资金并限制其使用范围。
但这还远远不够。要想使“整合”见到成效，我们必须改变它的根本意义，做到由学科之间一方的服务变成双方的合作。这不仅需要我们继续重置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更需要我们改变科学教育和实践。我们必须强调复杂性的价值，因此不能因为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就让发散性思维黯然失色。我们需要争辩的空间，这是知识生产的中心。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