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91岁高龄的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J.Dyson）新奇的见解和原创思想迭出。他因对量子电动力学以及随机矩阵理论等的贡献闻名。不过，他还在书评以及随笔文章中表达了广泛的见解和洞察，包括诸如空间探索、基因工程以及核武器等多个主题。

 

　　戴森的两部作品集于今年稍早时出版，前后相距不到一个月：《地球与天空之梦》（Dreams of Earth and Sky，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5）和《飞鸟与青蛙：研究论文选集（1990-2014）》（Birds and Frogs:Selected Papers,1990-C2014，World Scientific,2015）。“两本书的乐趣之一是更进一步了解戴森所带来的愉悦感，”理论物理学家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在他为本月这一期《今日物理》撰写的书评中写道。《地球与天空之梦》是戴森为《纽约书评》撰写的书评选集，适合普通读者。第二本书《飞鸟与青蛙》“内容更庞杂，而且总体来说专业性更强”，维尔切克写道。

 

　　《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以下简称PT）最近联系到了戴森谈他的新书以及他对当前问题的看法。

 

　　PT：是什么促使您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将这两部选集一起出版？它们有什么新颖或不同之处呢？

 

　　戴森：两本书同时出版是事先没料到的，也并非计划好的。《地球与天空之梦》是一部书评选集，这些书评都发表在《纽约书评》上。它是《反叛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 as Rebel，New York Review Collections,2006）的续篇。《飞鸟与青蛙》是除书评外的其他作品集，这些作品发表在《科学世界》上。它是更早时由美国数学学会出版的一部研究论文选集的续篇。

 

　　PT：书评人突出强调了您对谬误以及错误理论之价值的欣赏。您是在职业生涯的何时开始形成这些认识的呢？

 

　　戴森：我并未对谬误以及错误理论过多思考，直到我读了马里奥·利维奥（Mario Livio）和玛格丽特·沃特海姆（Margaret Wertheim）所写的书《绝妙大错》(Brilliant Blunders,Simon&Schuster,2013)和《处于边缘的物理学》(Physics on the Fringe,Walker Books,2011)并写了关于它们的书评。撰写书评给了我一个思考新观念以及表达新观点的机会。有时，这些观点是真诚的，而有时则不是。书评要兼顾娱乐性和教育意义。

 

　　PT：当下新闻中最热门的三个主题是飞越冥王星、伊拉克核协议以及新一轮耗资1亿美元的寻找地外文明计划。简要地说，您对这些问题做何反应？您在您的新书里关于这些问题有何说法？

 

　　戴森：我对飞越冥王星的回应：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把这些在十几天里收集到的信息传回地球将会花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信息返回之前，我们将不会知晓我们已经发现了什么。

 

　　我对同伊朗的核协议的回应：热烈赞成。这延误了太久的时间。伊朗像中国一样，是一个古老而不同凡响的文明，是值得尊重的，即使与我们的观念存在分歧。对我们来说，学会与它们平等相处远远好过告诉它们如何处事。

 

　　我对米尔纳SETI行动的回应：好坏参半。好处在于在将SETI观测保持在一种可持续的水平上。坏处在于给公众一种印象认为少于1亿美元，这就不可能做到。我想起鲍勃·福沃德的独眼巨人计划（Bob Forward's Project Cyclops）令人遗憾的经历。独眼巨人给了公众错误的观念认为SETI是一项昂贵且奢侈却无益的事，这造成后来对SETI的持续资助变得更加困难。米尔纳和福沃德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异。米尔纳是用现金来资助他的项目。福沃德不是。

 

　　我在新书中对这三个主题均只字未提。

 

　　PT：您是否曾担心您有关气候变化的不同见解将会成为您的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您对科学所做出的其他贡献一样？还是说您乐意接受这种可能性？

 

　　戴森：我不在意什么会成为我的遗产。对我来说，科学最美丽的一面在于，它是一项合作的事业，有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与其中。从长远来看，谁发现了什么都无关紧要。我们都可以分享发现的乐趣，即使我们并未共享发现的成果。我愿意对有关气候变化的流行教条表示怀疑，无论是否证明我是正确的。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可以与我的同事意见存在分歧但仍能做朋友。

 

　　PT：您有什么近在眼前的计划――书或是其他什么，无论是个人化的还是专业性的计划？

 

　　戴森：我的下一个出版计划是一本书信集。我的母亲保存了我作为一个孝顺儿子在三十年里每周写给她的信。这些信留存了一份有关历史事件的即时记录，而无事后之见的曲解。我还需要对这些信件进行选择和编辑，并撰写评注以解释其背景与确认人物身份。在那之后，我还没有什么计划。

 

　　PT:您目前正在读什么书？

 

　　戴森：我最近读过的三本书都是著名物理学家传记。我为《纽约书评》撰写了全部三本书的书评，但书评撰写的时间太晚了而未能被收入《地球与天空之梦》。我要向《今日物理》的读者们推荐所有这三本书。它们是Frank Close的《半衰期：布鲁诺·蓬泰科尔沃的分裂人生》（Half-life:The Divided Life of Bruno Pontecorvo，Basic Books,2015）、Steven Gimbel的《爱因斯坦：他的空间与时间》（Einstein:His Space and Time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和Brandon Brown的《普朗克：由远见驱动，因战争而中断》（Planck:Driven by Vision,Broken by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一个值得注意的巧合是，这三段人生正好为我的前同事（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在其经典著作《退出、发言以及忠诚：对公司、组织与国家之衰败的反应》（Exit,Voice,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中所描绘的三种选择提供了例证。赫希曼所讨论的是一个隶属于某一大型组织的人，当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时的三种可能的反应。退出意味着放弃使事情发生改变的努力。发言意味着坚定抵抗并公开表达对罪恶的抗议。忠诚意味着保持沉默并对邪恶做出让步妥协。蓬泰科尔沃选择了退出，爱因斯坦选择了发言，而普朗克则选择了妥协。他们每一个人都为其选择付出了代价，正如赫尔曼所描绘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