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创新工艺的西方文献，提出了对中国发展技术经济有重要价值的11条建议。
中国需要强化资本来源，需要个人和企业间的互相竞争，减少技术过程管理中的政府干预。此外，对创新采取更有效的奖励如制、得力的工作人员、更上一层的管理能力都将促进技术发展。总的说来，由于对技术经济发展的大量国家资本投入，以及过去十年中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超越了上述缺陷。只要保持现有的政策，我们预计到2000年，中国将以科技密集型产品强烈地冲击全球市场。
引言
技术创新对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的有效管理、自动化、工业生产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竞争观念大大地影响了美国。观察家们观察并估价了大量影响计划经济国家中“创新”的因素，本文目的是证实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哪些因素会影响创新过程，并研究这些因素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们考虑到在一项新技术产生、完成和广泛应用于经济的过程中发明、创新和扩散的整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创新，即实现发明的过程，是最为关键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可能意味着一个全新的企业甚至是工业的创建。它可能也意味着在一个设备齐全的企业中一项新产品的开发，或是一个企业用新的工艺来生产原来的产品。这与西方所常常论及的“创新”相比，又具有更远大的前景。
以下的章节是按一系列对中国的创新有特殊作用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来排列的。其目的是为了给出对现代中国的技术创新成功或失败的主要依据。最后一章讨论了中国成功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前景。
一、影响创新过程的外在因素
1. 长期的经济趋势
经济增长中的“长波”概念虽然还没有完全证实，但近来在技术创新中的使用却越来越普遍。这一假设的主要观点是，发达经济中的基本创新概念是以波浪形式出现的，并且这种波浪的周期可能是每40 ~ 60年1次，在这期间的经济状况不适于技术上的巨大突破。长波也以资本积聚、过度膨胀和资本密集区的相对减缩为特点。当资本膨胀的长波渐趋完成时，新发明的机会就少了。当包含原先技术的旧资本衰弱时，创立新技术就有了转机。
中国在大量资本膨胀时平衡得较好，这就提供了进行成功创新的机会。日本二次大战后的工业复苏提供了可仿效的模式，它们在不同的制造业领域采用了有效的新工艺技术，以跻身于世界市场进行竞争。另外，“信息时代”的出现可能进一步加强了中国适应巨变的潜力。信息技术比之工业时代对资本密集度方面的要求要相对小一点，中国可以放弃许多需大量资本的重工业发展，而进入所谓的信息时代，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国的成功，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显示了发展科技密集型产品的真实潜力。
2. 市场
技术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部市场规模的大小。例如，在美国，创新首先是满足民用需要，出口业的发展仅作为一项副业。日本，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业，已创立了这样的信誉，即竭力为国内市场的发展进行创新，以完善产品，然后以高质量产品进行有效的出口业务。与此相反，大多数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国，缺乏可观的国内市场，他们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是为了出口。中国很庆幸地拥有一个很大的国内市场，但这一市场未得到应有的发展。1987年中国在某些方面所取得了巨大进步。首先，自1978年来，经济已持续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其次，消费总需求仍超过供给，尤其体现在耐用商品方面，例如，冰箱、电话和电视机。第三，中国正致力于以竞争性产品推动出口工业的发展，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包括资本、劳动力供给，技术、信息和不动产）。
中国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互具魅力。西方的企业，看中了中国这一强大的市场，很愿意为促进中国发展生产型企业提供技术；另一方面，中国要发展就得靠出口换取所需的外汇。只要能公平地顾及双方的利益，中国的技术发展应该说是有希望的。
3. 有利创新的国家政策
资本主义国家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来支持创新，来保护知识分子的利益（专利政策），保护政府的研究和发展，保证大学和工业研究和发展的资金，通过税收来促进创新、调和自由市场的各种规则。政府也可通过保护新兴工业（例如，巴西）或与企业合作来刺激科技发展，在某些场合下也可与大学和发展型企业一起合作（例如日本的（MITI）来发展科技）。不管怎么样，政府主要起促进作用。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政策是创新政策最主要的直接干预者。
总体来讲，马克思主义国家都认为科技能促进经济发展。苏联政府对科技的投入被誉为“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技术常常被视为是克服经济增长中无效行政干预的方法。长期以来，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看来已排除传统的理想化影响而更注重于解决实际问题。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也开始这种模式的转换。中国领导人正着重于改革，把科技在工业中的应用作为发展经济的关键。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详细地列出了科技本身、工业、农业和国防这几个方面进行创新所碰到的具体障碍。
中国需解决的一个争议性问题是应该着重于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东南亚新兴工业国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是以高生产率工艺发展相对“标准了的技术产品，而不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开发新的“高技术”产品。
专利权处理是计划经济中令人很感兴趣的一个议题。例如，一般来讲，苏联公民所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都直接属于社会所有而不必牵涉到财产权。它由国家组织对新知识时应用和进一步开发。苏联发明者会收到政府颁发的一份证书，而外国发明者将获得一份苏联专利。苏联公民也可获得专利，但有许多限制和需大量的管理费和年费，以致很少有人申请。再者，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新知识常为几个企业所共有，因此，专利保护和注册登记的概念就很模糊。按惯例，一项发明可以为“经互会”的任何社会主义成员国所共有。然而，事实上，为了保护信息的交流，成员国之间已越来越多她签订各项条款。
1985年，中国制定了一项基本上与苏联政策相似的专利政策。一方面，它明确了外国人在中国创立实用技术的奖励方法；另一方面，它对中国公民的发明，并不如西方国家对个人发明者那样给予相类似的专利保护。中国专利法是根据某项发明使企业产生的效益或所得的许可费给发明者以一定物质奖励。
计划经济的另一主要议题是研究与发展相对于政府的独立程度。保加利亚在这方面显示了其最高层次的兼容性，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政府首脑。本世纪早期，苏联生物学研究方面也显示出这种倾向。也许，比政治压力更严重的是，在官僚气十足的机构中，简单而无效的研究严重地阻碍了创新的产生。
在中国，政府也对大学、研究所和工矿业起干涉作用。政府决策直接渗入发展过程。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清规戒律也加重了发展工矿业的困难。中国只有把政企分开，从而简化决策过程的统一管理并分散经营。
人们也可分析一下“国际”政策，从中看到中国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技术转让问题，已成了中国和其潜在的合作者的竞争者关注的焦点，如，美国，一方面想为其私营公司在经营方面提供方便，同时又不想让它们将来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利。这样，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只把技术知识和技术本身提供到中国。这些政策同时也顾及了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等方面的因素。目前，因为已觉察到中国的不平衡和落后状况，向中国输入西方技术的热情已稍有减弱，外国技术的引进将会大大冲击中国的科技发展。
4. 技术资源
也许使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多马克思主义国家中，特别是在苏联，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学家，他们对科技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苏联，高级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享有最高薪金。
然而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长达十年反常的“文化大革命”否认知识所享有的任何优越感，同时也使科技人员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例如中国科学院，中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员。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又因缺乏中低级工程技术人员干一些必要工作，而常常使同层次的高级人员之间产生矛盾。一些从国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他们同事之间工资上也存有很大差别。
中国政府已意识到科技人员的匮乏，从而进行一系列的培养、训练。政府还采取了三项主要的措施：
（1）派遣人员到工业化国家去进修。中国从1978年到1987年已派出了大约4万名学者，主要以博士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为主，到60多个国家学习科技和管理知识。
（2）邀请国外专家到中国进行讲学和技术交流，由中国和外国联合举办的培训中心已在大连、天津、上海和其它一些地区成立：仅从19 S0年到1983年，已有5万多名外国专家访问了中国。
（3）高级技术人员培养，一项正规化的循环培训系统已成立，以向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和总会计师提供先进技术，在过去的几年里，12，000多人参加了这种正规的管理培训，另外，中国已开始了博士培训，并在1982年首次授予博士学位。
第十三届党代会已把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提到首位。用教育来改进工作已成为关键，会议首次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保证到本世纪末，儿童将接受至少九年的义务教育。这将大大改善国家人员素质。政府正通过增加教师工资（1988年增加了10%）和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来支持教育改革。要成功地进行研究和发展，同时也需要合适的技术来源，在这方面，中国很大程度上还是落后的。然而，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还是投入了相当的力量。中国科技白皮书列出了优先发展12个重点领域：
农业、建筑材料、环境保护、住房、城镇发展、运输、消费品、能源、地质、机械、电讯、城市建设
中国正在迅速地建立其计算机基地。已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中排列第十二位，并成为这方面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
5. 资本利用
研究和发展基金是发明和创新的必要条件。美国的工业界每年把约10亿美元的四分之三用于研究和发展。自1975年以来，美国花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费用10年内增长了60%，超过了相应的通货膨胀。
中国还没有关于研究与发展方面资金投入的系统数据材料。国赛科委正在致力于“FAST”的发展（即“科技的预测和评估”）——它是模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特别是模仿美国的。最近几年来，中国在提高研究和发展基金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据估计，它的比例还是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
为了补充新的技术，相对于发明来说，创新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研究与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大多是私营企业的任务，而在计划经济中、国家要承担主要的费用。以苏联的经验来看，这是失败的。集中使用的资本只有当某项新技术被整个计划所接受：才能发挥其资助新技术推广的作用，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片面地注重工艺创新而忽略了产品更新，柏尔林纳（Berliner）用证据证明了工业创新中只有7%包含产品更新。与此相反，60%的创新都用在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方面。
二、内在因素
虽然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但了解其间的差别也是很有用的。从现存的某个组织来看，外在因素基本上是“外加的”，而内在因素都是由于变化而产生的。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因素——技术资源和资本利用——只是部分地受发展组织的控制，同样，下一个题目将撇开直接的组织者来研究问题。
1. 创新的组织工作
为了使创新达到最优化状态，研究和发展应由谁来实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基础研究是由政府资助的，通常在大学里进行，而需大量专用资金的研究与发展属私营企业。
计划经济可以通过生产企业，分别组织不同规模的研究和发展小组。这样，人们就可以把一批发明骨干和准备彻底更新的较小规模的生产单位组织起来，建立大型研究和发展单位，事实上，苏联和中国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即把研究与发展与生产分开来。当然，在不同组织中这种研究和发展与生产的分离，还带来一个“技术转让”问题。但转让的标准模式是很复杂的，例如像苏联科委这样的中央单位，必须认可由某个研究和发展组织提出的创新建议，然后再委托另一生产性组织接受这项建议，这种联合形式显然对创新的进行是不利的。
组织间的交叉联系是任何一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美国的反垄断法阻挠了工企业的联合。近来在微电子领域联合所作的研究和发展，虽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即排除政府的部分障碍所达到这种联合，但还没解决所有权问题。同样，工业——大学的组合把研究和发展转化到生产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日本模式中政府调节促进了大学 - 工业间的交流。这种模式把基础研究能力、技术发展和工业补偿因素结合在一起，这无疑是很吸引人的。苏联还引进介绍了合同方法，即企业应对研究和发展组织的特定项目负责。一项过去的估计指出1，800多个苏联企业曾做过企业内部的研究和发展工作。然而，此类研究和发展只占总体研究和发展的小部分，即占该组织得到政府允许项目的40%。
中国也竭力想用一种有效的方法组织创新工作，他们建立了四个层次的等级制度。首先是国家科委拟定国家级计划：接下来是部级机关负责不同的工业部门，包括许多基施研究和应用研究；第三级是省、市单位在各自范围内加强管理联合作用；第四级即工业企业本身，常常还包括所属的研究所和技术骨干力量，是他们从事着中国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和大量应用研究工作。通过这一级的工业研究和发展，人们还可通过各自的研究所追寻到省、市一级的科委。中国科学院还监督管理全国各地的研究所。最近几年来，各大学开始挖掘研究潜力，这在以前是不被人重视的。
中国如今鼓励四种“技术转让”：
1）从研究到生产；2）从沿海到内陆；3）从国防部门到民用部门；4）从国外到国内用户。
中国正在尝试组建不同的研究 - 生产一条线以促进科技为动力的创新。例如，上海陶瓷研究所在一项产品或工序研究过程的后阶段，就寻找一家工业企业作为赞助。
2. 管理
中国企业急需各种管理人才。最近对120个关键的大型企业所作的调查表明，管理人员中只有29.3%受过大学教育，而经济和商业专业人员只占0.8%。中央已制定迅速培养大量管理人员的计划。另外，国家规定每个企业应有三个主管，分管科技、经济计划和市场，以及财务。我们还在其它方面更为详细地考虑了中国商业管理的现代化。平均主义、集中主义和死板的经济技术结构产生了许多问题。传统的由上至下，由国家部级机关安排各项创新也引出了许多困难。不同的研究所之间因缺乏横向联系，出现了科技系统中的无效劳动。
3. 工作人员
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单位中，盛行“吃大锅饭”的风气。只受过小学和中学教育的人，与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平起平坐，甚至一些高级的教授、科学家和工程人员也没有配备助研人员或其它的办事员。这些少量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学家，应该为他们配备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使他们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工作。
4. 交流机制
创新过程需要把全过程的每个阶段都联系起来，不管这些创新是在同一个组织内还是在许多组织内进行，中国正在寻找新的方法鼓励跨部门的横向联系。方法之一是技术贸易集会，让研究所、大学、工厂和创新者个人在其间交流研究成果，联合起来解决难题。许多研究表明，不同组织大学间的交流和同一组织内的交流，都与科研和技术行为有关。个人间的交往和个人经验在发展创新方面是极为关键的。遗憾的是，中国科学的传统趋于不提倡同一领域同行间的相互交流，不管这些同行是否在同一个研究所内。除非一位同事正好是一位朋友，科学家或工程学家才有可能很容易地相互交流。例如，技术会议的参加者不愿在同行间甚至是同一组织内部传播会议信息；现在中国正逐步改进科技信息的交流渠道，其具体做法是：
· 发展国家级和地方信息中心，为共同发展收集科技杂志和参考文献；
· 要求参加会议者回来进行汇报、交流体会；
· 加强科技标准的理解和应用，尊重个人的研究积极性。
结论
本文论述了有关中国进行科技创新的11项因素。这是以西方关于创新过程的理论结合考虑计划经济因素为基础的。文章讨论了中国与这些因素关系，这些因素将导致科技发展的成功。
中国如果能依靠科技来发展经济的话，可能与全球经济达到同步。世界范围的信息革命，新市场的最终开发以及中国对经济巨变所做的准备，这些条件聚集在一起，使中国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较大突破。从1980 ~ 1985年，日本对中国高技术的出口翻了一番，加上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对中国的大量出口，表明中国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是可能的。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有效的创新和其扩散过程，规模也可比台湾、香港或新加坡大一点。中国的优势在于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一个能吸收技术型产品的大型市场，虽然这个市场还很缺乏资金。
总的来说，中国已意识到在发明、创新和传播过程的改进中所碰到的大量障碍。然而，反过来说，这些困难又为国家在科技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所抵消了。我们期望着2000年的中国将在世界科技产品领域内占一席之地。
[IEEE f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1988年N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