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创太空时代以来，几乎每一代美国人都看到身穿太空服的宇航员在危机四伏的人类太空飞行事业中付出惨重的代价——

每当太空飞行计划在灾难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每一代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在更多紧迫问题需要资金和关注的时候却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太空旅行上，是什么使之名正言顺？

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

7月13日，目击过2003年发生在美国西南部空中悲剧的世人，将带着期待的心情观看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自“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重返地球大气层过程中解体并致使7名机组成员遇难之后的首架航天飞机——“发现”号的发射(后因助推火箭传感器存在故障而推迟至7月26日发射)。

尽管航天机构在灾难之后已经对轨道飞行器作了安全方面的改进，但航天飞机的发射任务始终未恢复正常。NASA官员迈克尔 · 格里芬(Michael Griffin)曾告知立法者：“接下去的两次飞行都是试验性飞行”，目的是测试改进后其性能的有效性。这些改进带有试验性飞行的危险，必须充分认清这一点。”

左图所示为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 1969年在月球漫步;右图所示为火星探测车。太空飞行分析家们对载人太空飞行与遥控探测器之间的价值存在争议。

NASA的目标——完成建造按比例缩小的国际空间站，其有用性将远不及原先的设想——并没有像目前绘制火星地图的漫游者飞行器，或来自“哈勃”太空望远镜的“造物之柱”图像那样令人鼓舞。只要布什总统坚持在2020年前把人重新送上月球并最终把人送上火星的计划，那么即使是太空发烧友也会重新提出疑问：既然机器能够少花钱、多办事，为什么美国还要继续从事载人太空飞行呢？

NASA前任历史学家、现任华盛顿史密松空间与太空博物馆馆长罗杰 · 劳纽斯(Roger Launius)指出：“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今后两三年内所作的决定将影响今后30~40年里要发生的事情。'NASA的计划所需要的支持远比布什总统的任期要长。重新登陆月球的最早日期离总统任期的结束还有7年的时间。专家们指出，公众对载人太空飞行的理解与长期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乔治 · 华盛顿大学的太空政策研究所所长约翰 · 劳格斯登(John Logsdon)的观点，从长远来看，这种支持必须立足于“令人信服的论证，以此说明做出如此昂贵的承诺并实践其承诺是符合国民利益的。”当宇航员7月中旬重返太空的时候，他们亦将进入一个远不同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所留下的地理政治氛围。自2003年2月1日的事故以来，中国已经把自己的第一位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后进入太空的首位美国人是一位试飞员，他在去年秋天操纵飞船设计师伯特 · 鲁坦(Burt Rutan)的“太空船一号”进行了两次亚轨道飞行。维珍大西洋公司主席理查德 · 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爵士，计划在2007年开始用“太空船一号”把旅游者送上太空——或至少送到太空的边缘。另一位太空企业家、拉斯维加斯的比奇洛航空航天公司的罗伯特 · 比奇洛(Robert Bigelow)则开价5000万美元奖励在2010年之前建造出能够运载7名宇航员上近地轨道的研究小组。

“发现”号航天飞机原定于7月13日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起飞，此时离“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2003年空难差不多已过了两年半的时间。

同时，欧洲的奥罗拉黎明女神计划也正在缓缓地向前推进。该计划预设了一整套无人和载人飞行任务，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把人送上火星。欧洲航天局(ESA)在布什总统公布他的计划两年之前就开始了这项计划。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国家安全研究系主任琼J · 弗里斯(Joan Johnson-Freese)解释说，今天，别的国家也在从事载人太空飞行的研究，其中许多原因与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原因是相同的。载人太空飞行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先进、完善的工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她说：“这是实力的标志。”今天，“一些国家看到自己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在拉大，他们不想这一差距变得不可逾越。就中国而言，一项载人太空飞行计划就把一切都摆平了。它使中国跃居亚洲技术领先的位置，在技术上成为一个全球性玩家。”

一些分析家指出，至少对于美国来说，把人送上太空的地理政治原因已经随着柏林墙的拆除而失去了意义。老牌敌人已经不再存在。而更多的康庄大道已经向诸如生物技术和信息科学等领域展示经济、技术力量而开通。整个亚洲，尤其是中国，正在努力使自己立足于全球领导者的行列。

为了警示国会的支持不可想当然美国众议院1993年曾敲响了第一声立法警钟。当时由于国际空间站费用超出限度，尽管被激怒的议员们最终投票批准了向该计划追加资金。但12年之后，警钟依然在回响着。不久前在格里芬出席的听证会上，议员们向他表达了他们所看到的因改变总统议程关键部分而产生的挫折感。其中传递的一个信息是：如果想得到那些对载人太空飞行计划持批评态度的国会议员的支持，那么就需要一个清晰的、适用的和包括财务上可信的计划。

在国会以外，许多科学家认为，NASA重整太空计划的雄心是以牺牲某些有潜力对人类财富产生直接影响的研究为代价的。如在6月初发布的一份财务状况报告中，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批评白宫以削减空间科学和地球科学方面的预算来支持与天气预报、地震研究和无人太空探测毫不相关的活动。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1986年1月28日爆炸之后，航天飞机的飞行有32个月没有恢复。

美国空间科学泰斗之一、衣阿华州立大学名誉教授詹姆斯V · 艾伦(James Van Allen)声称：“在‘阿波罗’登月和维修‘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发射任务背后，人类太空飞行并没有像无人探测器那样对人类理解宇宙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费。”他补充说：有了联邦赤字记录、代价昂贵的伊拉克战争与社会保障有关的种种问题，以及对联邦财力的其他需求，过去10~15年中人类太空飞行对科学带来的利益并不能证明所花的代价是值得的。

而公众对太空计划的支持态度不一。但调查显示，在危机时刻，美国人会齐心协力地支持太空飞行计划。但是在灾难过后，支持的力度就会减弱。

弗里斯博士承认：“在民主制度下进行人类太空飞行是困难的。如果你问民主制度中的人们是否支持太空计划，大多数人(99%)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你接着请同一些人排列提供资金的优先次序，那么太空计划就会被排在相当后面。自从阿波罗计划以来，情况一直如此。”

另外，有关对太空计划提供资金额度的调查也显示，相对多数的人(如果没有超过半数的话)认为，提供的资金额度基本上是合适的。

劳纽斯把这些正当理由分解为五个宽泛的主题：地缘政治学、人类命运、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和科学发现。然而，对于许多太空飞行支持者来说，把人送上太空的理由的减少也许正好反过来折射出重心随着全球形势的改变而转移。

乔治 · 华盛顿大学的劳格斯登认为，民族威望仍然可以被用作有力的促进因素来推动人类在更深远太空的存在。的确，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航天飞机计划本身的存在大部分应归功于尼克松总统为避免在任期内空间探测计划出现空白点，他在取消阿波罗计划后，解除了载人太空飞行的所有束缚。

在NASA前副局长劳里 · 加弗(Lori Garver)看来，重要的是把眼光放远一点。她说：“要生存，我们就必须学会做-一个多星球物种。可能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才会碰上一次像小行星逼近或其他什么灾难，但我们得未雨绸缪。”

为了确定小行星2004 MN4精确位置，天文学家们一直在对其进行观察。这颗小行星将于2029年经过地球，其离地球的距离在22600英里之内——在地球同步卫星的轨道范围以内。天文学家们说，如此大个小行星——直径大致在1000英尺左右——的逼近是十分罕见的，大约每1300年才会遇上一次。

火星学会会长罗伯特 · 祖布林(Robert Zubrin)补充说，即使没有冷战，也存在不容忽视的载人太空飞行的意识形态主义。他坚持认为，西方与其残存的“集权主义”和“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征战仍在进行着。他在一份科学和技术政策刊物《新亚特兰蒂斯》上写道，人类探索太空，尤其是把人送上火星，意味着向世人宣告“智慧、勇气和自由的力量。”

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人类将自然地向太空移民，就像早期人类离开肯尼亚裂谷移居到地球各地一样。他说：“当我们在火星上建造起第一座詹姆斯敦城(1607年英国在美洲建立的一个殖民地)的时候，我们就将摆脱‘裂谷’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