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即二次大战末期的1945年，时任美国科学发展局主任的V · 布什，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科学报告。该报告回应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有关美国战后科学发展的四大问题，扭转了美国科学发展“重应用、轻基础”的历史取向，它是战后美国科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历史拐点，具有重大历史地位和深远启迪意义。

重大的历史拐点

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已成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当时美国的科学水平却与工业强国极不匹配。在新的基础知识和重大科学原理发现方面，美国根本不能和曾在科学领域独占了几个世纪睥睨群雄地位的欧洲国家比肩。美国当年在汽车、飞机、无线电诸方面的惊人发展，“完全依据于19世纪在欧洲所取得的基本发展”，“绝大多数支配能量转换、物质的物理和化学结构，以及电、光、磁行为的规律的表述也都产生于欧洲。”与欧洲政府相比，美国政府对纯科学研究是相当轻忽无知的。

直至二战之时，美国政府依然没有具体的科学政策，政府内部没有负责系统提出或执行科学政策的实体，国会也无致力于此重要课题的常设机构，科学未被推到国家舞台中心，包括美国高等学府在内对基础研究也特冷谈态度。整个美国社会则弥漫在实用至上和实利主义的浓烈氛围中。一般公众对科学成就一直缺乏适当鉴赏力。不难看出，二战前美国的科学发展，走的是一条“重应用轻基础”(欧洲基础研究→美国应用研究→美国开发研究)之路。

战后美国科学发展是否或能否继续走此旧路？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中作了断然否弃。他认定在战后这一历史阶段，美国必须优先发展基础研究。第一，美国先前所凭借的欧洲大陆的智力库经战争蹂躏已变得枯竭了，美国不能再指望这些基础科学源泉了；第二，在现时代，纯基础理论研究已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技术进步与基础研究将密不可分。因而，“政府用以加强工业研究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式，是支持基础研究工作和培养科学人才”，而“一个在新基础科学知识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它的工业进步将是缓慢的，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不管它的机械技艺多么高明”；第三.纯基础理论研究还具有“固有的文化的美学的价值”，具有“培养杰出的应用人才”和提高国家尊严等方面重大功能。因而，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开拓科学前沿，促进科学进步，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人民的更加健康、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准和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的焦点是重视基础研究。它的提出和实施，不仅“解决了一个高质量的战后科学研究发展计划的问题”，而且实现了美国科学发展战略的重大转折，是美国科学道路由“欧洲基础研究→美国应用研究→美国开发研究"，到“美国基础研究→美国应用研究→美国开发研究"模式的一个历史拐点。

透彻的历史洞察

任何高瞻远瞩的新战略或计划的实施，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提出后美国基础研究60年的发展，也经历过曲折的发展过程。

综观战后美国基础研究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1、醒悟阶段：时间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主要标志是《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的出炉和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立；2、推进阶段：时间为50年代后期(苏联卫星上天的强烈冲击)和60年代末期，主要标志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57年提出的《基础研究——国家的资源》报告及其在经费投放、人才配备、机构设置、实验装置诸方面的实施措施；3、徘徊阶段：时间为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表现是美国政府1968~1976年和80年代初对基础研究经费的两次削减和学术界对基础研究问题的两轮激烈论争；4、“固本”阶段：时间是1983年以后，主要标志是里根和克林顿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及政府财政预算的大幅、稳定增长，并得出共识：科学政策的任何改变，均不得削弱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战后美国基础研究虽经曲折、但总体上颇有成效的推进，使美国很快成了世界科学中心。至今，美国诺贝尔获奖人数几乎占世界总获奖人数的“半壁江山”。其科学家论文被ISI、SCI、ISTP三大系统检索量占全世界比重，也业已“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些科学成果和科学中心国地位的获得，从认识角度看，与《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对基础研究历史地位和重大功能的卓然阐析密不可分，也和60年前，此报告对基础研究可能受到各种因素挤压、排斥、损害的深刻历史洞察及其深思熟虑的防范休戚相关。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阐明，虽然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和价值之基，但由于这种研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极易遭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组织计划损害基础研究。《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强调：“纯科学研究始终不宜被组织计划”。因为科学的进步来自于自由学者的不受约束的活动，“对于有重要意义的成就来说，再也没有比自由的原则更加重要了”。必须保证科学研究有“不受压力集团影响的自由；不受必须立刻产生实用成果的压力的自由；不受任何中央理事会支配的自由”。2、急功近利排斥基础研究。报告指出：“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指望靠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而、“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科学研究的。”这是“一条顽强的支配科学研究的规律。”3、经费挤压牺牲基础研究。经费削减对基础研究损害是不言而喻的。报告特别揭明的是，不论商业支持和政府援助，都有不同程度挤压基础研究的可能。随着商业支持增多，“意味着大学研究的方向可能发生偏向：即以牺牲更多的基础研究而转向短期问题的研究。”而政府财政支付，“首要的需求仍是在不干扰学术自由与研究人员独立性的条件下给予直接的财政支持。”因而，在“始终希望强调需要科学自由”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中，分配使用资金“既有必要防止商业对科学的控制，也有必要防止政府对科学的控制。”

深远的历史启迪

以重视基础研究为焦点、以保障科学自由为期冀、以构建政府与科学的理想关系为目标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科学报告，面世虽已整整60年了，但其基本思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对和平崛起中的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依然有着深远历史启迪作用。

其一，选择优先发展基础研究，就是选择“科学兴国”。美国于上世纪初崛起时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与先前的德国崛起有别。德国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是同步的，而美国二战前的科学进步总体上跟不上工业发展。这在布什看来，战后如不能扭转这种格局，不推动科学的实质性进步，就不能保证美国“作为现代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由于“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的资本”，国家兴盛所“必需的新知识只有通过基础研究才能获得”。因此，只有优先发展基础研究，确保美国拥有一流的基础研究实力，使战后美国的科学与工，业平行或科学超越于工业发展。21世纪之初我国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的关系状态，颇与美国崛起时相类似。因而，高度重视我国基础研究，大力推动原始创新，实现由“中国创造”引领、优化“中国制造”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其二，保障基础研究和科学自由，就是保障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认定，基础研究产生的是普遍有用的知识和方法，虽然有时不能给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答案，但却包含了解题的指针。生产新知识的基础研究是人类智力前沿的搏击，它产生新原理、提供科学资本、造就一流人才，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也是奠定一个国家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争雄夺魁的基石。“基础研究是为了国家未来的研究，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国家的未来！”因此，制定深思熟虑的政策，形成优良的体制和机制，给基础研究以“特殊地位和特别有保证的支持”，切实保护科学自由，就是保障国家的长远利益。中科院院士裴钢认为，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正处于从跟踪、积累到突破的转折点。这就更需要我们以过硬的举措，来保障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成功。

当今世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正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自主创新的根基在于深厚广博的基础研究。蓄养一支具有深邃的科学思想、有国际一流学术能力的基础研究大军，就是蓄积和提升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