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为非作歹，还是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直言？过去10年来，撤回科研论文的数量大约增长了10倍，随着许多科研成果在引人注目的科研不端行为中被粉碎，其范围从抄袭到图像处理，到彻底的数据伪造。当对某人科研不端嫌疑的担忧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就变成由同行、导师、年轻合作者或是未牵涉其中的旁观者来决定是保持沉默还是站出来揭发。揭发科研不端行为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道路很少是简单的。有的人成功了继续前进，有的人则永不放弃。有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是，匿名监视者通过电子邮件和公共论坛传播他们的怀疑。在这里，《自然》杂志扼要介绍了三个明显不同的故事，讲述了三个人对科研不端行为产生怀疑后是如何行动的。不管成功与否，每个案例都为将来的揭发者提供了经验。

 

　　乌里·西蒙松（Uri Simonsohn）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听得懂数据语言的人，而不是揭发者。他白天的工作是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翻找存档数据――从房价到拍卖记录到高校招生――作为他研究判断和决策的一部分。他怀疑这一背景使得他倾向于捕捉到在其他心理学家的科研结果中具有欺骗性的模式。“对一个实验，你做一下t检验就过去了，”他说，“但是像我这样与档案数据打交道的人，往往会对数据看得更加仔细。”

 

　　当他在2011年夏天第一次看到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德克·史梅斯特斯（Dirk Smeesters）和美国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的劳伦斯·桑纳（Lawrence Sanna）的论文时，正是这种直觉搅动了他。这两个人的论文中，数据都太完美了，看起来不真实，包含了过多的大效应和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在桑纳的一篇论文中，西蒙松注意到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本应把自愿者分成几个不同的小组――产生的结果具有惊人相似的标准差。在史梅斯特斯的研究结果中，西蒙松发现有一个很可疑的低频率的整数，而且许多平均数之间存在反常的相似性。“如果噪声非常小，而且数据一次一次太可信，那么这些数据不可能是真实的，”他说，“真实的数据本应是有误差的。”

 

　　西蒙松通过几千次的模拟实验核实了他的怀疑，表明了论文中报告的实验结果实际上是多么不可能。他对这两个作者的其他论文也进行了相同的分析，发现了相同的造假模式，他还进行了负对照，表明在其他使用相同实验方式的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中没有可疑的造假模式。

 

　　西蒙松联系了这两个作者，然后花费了数月时间系统地排除了他发现的不一致之处的其他解释。最终，根据西蒙松的说法，只剩下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他们操纵了数据。他还是忍住没有去指责任何人，而是私下与史梅斯特斯、桑纳以及他们的合作者联络，索要原始数据，概述了他的担忧，并询问是否有另一方，比如学生或是研究助手，有可能篡改了数据。“我非常开明，”他说，“我的工作前提是，如果你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是不会对造假感兴趣的。”

 

　　2011年年底，西蒙松得知之前他联系过的伊拉斯姆斯大学已经展开了调查。他还发现由于他的询问，桑纳开展研究工作的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也开始了调查。到2012年夏天，史梅斯特斯、桑纳都从他们的岗位辞职了，从那以后，他们的好几篇论文都被撤回了。在之前的陈述中，史梅斯特斯曾说过自己从未伪造过数据，他所使用的做法在他的研究领域很平常；当《自然》杂志联系他时，他选择不提供进一步的意见。桑纳和他以前所在的机构都未曾公开回答关于桑纳辞职的问题，也无法联系到桑纳发表意见。

 

　　当被问到他的调查毁掉了两个人的科研生涯时，西蒙松停顿了一下。“我并不心疼，”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我将像这些人一样参加相同的学术会议，然后也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我也不能视而不见。”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乔·西蒙斯（Joe Simmons）说，他很钦佩他的同事的正直和责任感。“他不能什么都不做。”他说。

 

　　西蒙松希望他的行动会刺激心理学家们鼓动遏止科研欺诈的改革――一种选择是要求科研人员张贴原始数据，这样使他们更公开地接受留心的数据侦探的检查。他同样希望科研人员在实验一开始就披露更多的工作细节，比如要分析的变量，或是他们计划的样本大小。那将阻碍更微妙的数据篡改形式――比如持续不断做实验直到结果满足统计显著性，这在他看来，使心理学文献充斥了误报。

 

　　西蒙松的揭发吸引了应有的关注，他收到了十几个调查危险数据的可疑案例的提议，特别是来自科学界以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关心，例如，美国大选。西蒙松很少回复。他对卷入任何暗示他领导了一场政治迫害的不必要的纠纷和激怒没有兴趣，“政治迫害”这个词汇让他联想到肆意使用劣质的诊断测试，而不是他自己的仔细审查。

 

　　“一些人认为他揭发科研不端行为是为了成名，但是他觉得名利让人烦恼。”西蒙斯说。西蒙松自己则说，他希望他作为揭发者的新身份将变成一种不同的标签，比如“一个认真看待数据的人，我将对这样的名声感到非常高兴。”他说。

 

　　1999年，海琳·希尔（Helene Hill）本以为她即将退休了，有一天，她决定偷窥一下实验室同事的培养皿。希尔是纽瓦克新泽西医科和牙科大学的一名放射生物学家，她正在与一位年轻的同事合作研究“旁观者效应”，即细胞暴露于一种介质――在这个案例中就是辐射――而影响了未暴露于辐射中的邻近细胞的现象。希尔培训了博士后阿努攀·彼沙耶（Anupam Bishayee）相关实验技术，想看看他实验进展得如何。她说，培养皿是空的，但是彼沙耶后来却报告了这些培养皿中的细胞数目。

 

　　希尔接下来花费了14年时间试图揭露她认为是科研不端行为的一件案子。大学专家组、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以及两个法院评估后摒除了她的怀疑。她的揭发之路花费了她成千上万美元的诉讼费和无数时间查阅了3万多份文件，而且很可能会毁掉她的工作。然而，现年84岁的希尔，没有放弃的打算。“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有义务伸张正义。”她说。

 

　　第一次观察后，希尔和另一个博士后决定暗中跟踪彼沙耶的实验，偷拍他恒温箱中的培养基的照片。当彼沙耶报告了一个实验中的数据，希尔和她的同事认为这些数据被模型污染了，他们指控他伪造结果，向大学的科研诚信委员会举报。

 

　　但是他们的这个案子很快就瓦解了。在委员会的质问下，她的同事承认在给彼沙耶的培养试管拍照前，他曾移动了培养试管，这在委员会看来有篡改证据的可能。希尔解释说，她在检查彼沙耶的培养基时使用了她不熟悉的一个显微镜。委员会最终判定希尔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她的案件。

 

　　希尔不想就这样让这个案子搁浅。彼沙耶在一篇论文中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并将希尔列为共同作者，他的导师罗杰·豪威尔（Roger Howell）使用了彼沙耶的数据来支持1999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项资助申请。希尔把这个案子提交给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的联邦调查员，他们对彼沙耶的数据进行了一个小型的统计分析。希尔说在她看来，其中的模式表明了造假，一位科研诚信办公室的调查员凯·菲尔兹（Kay Fields）认为这个案子有法律依据。但是菲尔兹被上级否决了，一部分原因是上级认为用于分析的控制数据――希尔她自己的数据――同样在统计上是可疑的。科研诚信办公室的判决是证据不足以证明彼沙耶的科研不端行为。

 

　　希尔继续请求大学和科研诚信办公室检查数据。与此同时，菲尔兹说她感到自己有义务告诉希尔另一种选择：一种“共分罚款”诉讼。这样的诉讼，根据《美国虚假索赔法》允许，可以由任何公民提请协助政府偿还用不实理由分配的纳税人资金。希尔的案子因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是有资格提起“共分罚款”诉讼的。

 

　　“共分罚款”可能是一种冒险的策略，在华盛顿特区的非盈利的全国举报中心主管这个科研不端案件的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说。他在过去提起过两起与希尔的案子无关的“共分罚款”诉讼。这两起诉讼都不成功，所以刘易斯一般不推荐这种策略。希尔的案子拖了好几年，花费了希尔20万美元的法律费用。“我觉得我的孩子们对我花掉这么多钱不会太高兴，”她说，“但是我只是感到我有义务查明真相。”

 

　　新泽西州地方法院的法官丹尼斯·卡诺瓦（Dennis Cavanaugh）在2010年10月判决彼沙耶和豪威尔胜诉，将希尔的战斗称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偏执，最终一定会被平息”。希尔在2011年10月的最终上诉中也败诉了。然而，她说她的投入是值得的：这个官司的调查阶段，她获准查阅了具有10年价值的豪威尔实验室的笔记。

 

　　有这些数据在手，希尔与位于新泽西州雷克伍德镇的乔治亚法庭大学的统计学家乔尔·皮特（Joel Pitt）联手。他们一起翻阅彼沙耶从一台细胞计数机器中手工记录的数据。他俩也从其他使用相同机器的研究人员那里收集了更多的控制数据组。皮特观察了每个记录的计数中出现的最不显著的那位数字的频率，这些数字本应该是随机分布，但是彼沙耶的数据看起来却偏爱某些特定数字。皮特计算出那些频率偶然出现的概率低于千亿分之一。在希尔看来，结论很明显：彼沙耶伪造了这些数据。

 

　　与皮特一起，希尔一直在努力，尽管至今未成功，公布这些统计分析结果并且进一步宣传她的指控，罗伯特·强生（Robert Johnson），希尔所在学院的院长，如今该学院是罗格斯大学的一部分，曾寄来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中警告她的行动可能会导致“额外的纪律处分，甚至包括终止”。

 

　　豪威尔在写给《自然》杂志的一份书面陈述中，表达了对于花费时间重新审查这一问题却没有发现不当行为的沮丧。彼沙耶没有对《自然》杂志征求意见做出回应。菲尔兹说：“我佩服希尔博士要求定罪的勇气，但是很难说她继续这个案子这么久、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是慎重的。”

 

　　希尔这一方则依然不罢休。“我想结案，”她说，“这几乎成为了一种痴迷。”

 

　　匿名揭发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自从2010年以来，有一个化名“克莱尔·弗朗西斯”（Clare Francis）的人认真地加大了赌注。她或他（或他们；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伙人）发送了上百封电子邮件给生命科学的期刊编辑们，举报具有剽窃嫌疑的案子，或是数据看起来是伪造和复制的案例。她精炼的、有时隐秘的投诉已经导致了一大把的论文撤回和更正，但是编辑们感觉受到了她的长篇通告的轮番轰炸――其中有许多通告，他们说，不会有什么结果。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风格，弗朗西斯引发了一场关于编辑如何处理匿名举报的辩论，得益于网络的扩散，这场辩论如今愈演愈烈，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公开宣扬关于研究论文的委屈。

 

　　《柳叶刀》杂志的资深执行主编、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的前副主席萨宾·克莱内特（Sabine Kleinert），将最近激增的匿名评论称为“克莱尔·弗朗西斯现象”。“现象”一词是一个贴切的描述符。弗朗西斯估计她给“大约100位”不同的编辑发送了电子邮件。那些愿意跟《自然》杂志透露的出版商说，他们的编辑一般都从她那里收到了好多次邮件。《美国科学院院刊》的执行主编黛安·苏伦伯格（Diane Sullenberger）说他们收到的指控超过80%都来自弗朗西斯。科学出版商威利期刊说他们2011年收到的调查请求中半数以上都来自弗朗西斯。

 

　　匿名通常会让人们觉得不舒服，《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学报》的首席主编乌尔里希·勃兰特（Ulrich Brandt）说。“人们会好奇揭发者的动机何在，”他说，“无确实根据的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指控可能会造成危害，可能本身也会形成一种科研不端行为。”

 

　　到2011年，编辑们越来越被弗朗西斯挫败，远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匿名，更因为她的许多声称都没有查实。“要我花时间调查一个指控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想别人浪费我的时间。”《酯类》杂志的首席主编埃里克·墨菲（Eric Murphy）说。而且，弗朗西斯的许多投诉是拐弯抹角的，很难看懂，苏伦伯格说。“从科学立场了解嫌疑的具体细节是很有帮助的，不只是模棱两可的说辞就够了。”她说，指的是弗朗西斯的一些电子邮件。一些期刊编辑已经警告弗朗西斯，与其他投诉相比，他们不太可能对她的投诉采取进一步行动。2011年9月，威利期刊当时的法律总监罗伊·考夫曼（Roy Kaufman）发给弗朗西斯一封电子邮件说，公司不能“保证所有发给我们的匿名指控都会得到调查。”弗朗西斯公布了这封信，激起了对于这样的匿名指控应该如何处理的大讨论。

 

　　这样持续了两年，编辑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今年二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推出了关于“回应匿名告密者”的指导方针。弗朗西斯的名字虽然没有被提到，却是这个指导方针出台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的现任主席弗吉尼亚·巴伯（Virginia Barbour）说，“编辑们感到内疚和不安，不明白他们该如何处理。”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提醒他们说，无论他们来自哪家期刊，“所有具有具体详细的证据来支撑其声明的指控都应该予以调查。”但是《血液》期刊的编辑部主任安娜·特拉吉特（Anna Trudgett）说该期刊仍然只是有选择性地处理弗朗西斯的电子邮件。“并不是所有的匿名邮件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处理的。”她说。威利期刊的发言人海伦·布雷（Helen Bray）说，威利期刊已经调整了处理方法，对所有投诉都予以调查。

 

　　根本上来说，编辑们并不只对克莱尔·弗朗西斯的匿名作出反应，他们还对她的投诉方式恼怒。“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是克莱尔·弗朗西斯是一个化名，而是这个化名是克莱尔·弗朗西斯。”爱思唯尔公司的发言人汤姆·莱勒（Tom Reller）说。一些编辑提出他们称为是弗朗西斯的咄咄逼人的腔调和对失败的事业的追求，“当我们判定某项指控没有事实根据时，克莱尔·弗朗西斯不接受结果也很寻常。”自然出版集团的执行主编维罗尼卡·基尔默（Véronique Kiermer）说。

 

　　在巴伯看来，弗朗西斯的策略并不是适合其他匿名检举者效仿的典范。为了弥补因为匿名举报而不可避免遭受的信任损失，密告如果是精确的、详细的、有礼貌的，会得到信任。弗朗西斯有时会满足这些标准，但更多的时候是不满足这些标准。

 

　　对弗朗西斯来说，这样的标准没有抓住要害。被问到她的语气时，她回信说：“我没有什么‘腔调’，我只是试图描述我能看到的。”她补充说，当她投诉说的是在许多期刊都相互关联的图像处理模式时，编辑们却经常狭隘地只关注他们自己的期刊。“他们不会看全貌，而只是身在局中。”她写道。至于所谓的假线索，她说：“如果他们更多地关注纸面上的事实而不是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击中的概率会高很多。”

 

　　编辑们和弗朗西斯可能会意见一致的一点是匿名的揭发很有可能会增多，鉴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越来越能获取论文以及使用能察觉抄袭和图像处理可能的在线工具。一个叫PubPeer的网站正成为匿名评论的聚集地――其中包括风格与弗朗西斯类似的贴子。

 

　　这种增长是一种信号，即揭发者在学术环境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克莱内特说，“这正是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地方。人们应该为能够提出疑虑而无需惧怕遭到报复或是损害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感到舒心。”